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共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使我国民主党派走向进步、走向与共产党合作、走向发展。 民主党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民主党派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和兴衰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投身于抗日救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帝爱国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进步和理性觉醒。抗日战争使民主党派进步性得到增强，体现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促进民主等方面。 坚持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前，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领导的救国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党的前身）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制定抗战纲领，与全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黄琪翔直接参与淞沪会战，后又指挥了著名的枣宜战役。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还组织了“游击第一纵队”、“豫北游击第二纵队”，参与打击日寇的斗争。救国会创办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和《国民公论》旬刊，为全面抗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职教社组织救护队到“八一三”抗战前线救护伤兵，修筑工事，到医院慰问伤员，开办难民收容所救济难民。上海沦陷前夕，为了保存民族工商业和坚持抗战，黄炎培联系胡厥文等，力劝工商界人士迅速迁到大后方。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终于完成了100多家工厂内迁的伟大壮举。这批工厂对促进大后方的开拓建设，对民用军需产品的供应，对发展民族经济和支援抗战，做出重大贡献。致公党发动海外数千万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或踊跃回国服务，或倾家协助军饷。仅司徒美堂领导的募捐活动，捐款就达5400多万美元。马来西亚致公党负责人上官文森组织了“惠侨救乡会”，筹募大批物品，给关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很大的支援。从1938年到1941年，华侨捐款总数达国币26亿元。致公党及其领导的华侨组织还组织捐献飞机、汽车、药品等抗战物资。 坚持团结。民主党派积极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抗战爆发后，各民主党派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政府”，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实行持久抗战。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对共产党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声讨国民党倒行逆施，破坏抗战的罪行。1943年，国民党下令驻守黄河的50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民主党派坚持团结抗日，坚决反对分裂和倒退，成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一支重要力量。 争取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有民主政治作保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令，将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争取的某些民主权力基本取消，引起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愤恨和失望，为争取民主，民主党派先后发动两次民主宪政运动。1939年9月，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联合一批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要求结束党治、改革政治的提案，由此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溃败，经济危机加深。各民主党派借国民党提出的“准备实施宪政”之说，掀起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高潮。这次运动实际发展成为揭露国民党的政治骗局、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政治运动。两次宪政运动教育和帮助了更多的民主人士认清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为抗战胜利后人民民主运动的蓬勃展开奠定了基础。 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走向合作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开始建立起来的。民主党派积极支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与中共共同推进民主宪政运动；坚持支持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达成了和平建国协议。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建立起风雨同、团结合作的政治关系，为以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主党派积极支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党派积极响应这一主张，同年1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方针，号召一切党派放弃其宗派的偏见，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1936年，中共的方针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民主党派赞成中共的主张，为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努力。1936年7月，救国会领导人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扬中共“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后，民主党派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积极贡献。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在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民主党派都坚定地站出来，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竭尽全力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从表面看，民主党派是站在“第三方面”的中间立场上来调解国共的矛盾和冲突，但在事实上，由于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力量对比不同，由于国民党方面是反动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因此民主党派的调解总的看是支持共产党，遏制国民党。民主党派还通过多种途径支持共产党抗日。例如，职教社发动群众支持新四军，将国民党溃兵扔下的五六百支步枪，20挺机枪，若干迫击炮，全部送给新四军，筹集了龙头细布4000多匹，橡胶鞋10000多双，直接送给新四军。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也给与各民主党派极大的支持。各中间党派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及抗战胜利后民建、九三学社等党派的组建，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共同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在1939年的第一次宪政运动中，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26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参加宪政座谈会，同民主党派一道与国民党进行激烈斗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起建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著名演说，为全国的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在1943年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参加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和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 民主党派积极拥护和支持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两次宪政运动进一步增进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了解和合作。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就是在宪政运动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拥护和坚决支持。1944年9月，张澜、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界人士代表400多人，在重庆迁川大礼堂集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响应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使正在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发展成为推动成立联合政府的运动。1945年7月，民主党派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访问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就国事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达成《会议纪要》。毛泽东还单独与黄炎培就如何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进行了“窑洞对”。正是这次访问，中共与民主党派达成和平建国协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共识不断增强，团结合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走向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后是民主党派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抗日战争中，民主党派的力量得到整合；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的数量和规模得到发展。 抗战初期，蒋介石同意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独裁统治有所松动，再加上广大的中间阶级在这场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和组织者，因此，这一时期的民主党派有了空前的发展；原有民主党派参加抗战，由地下转为公开，有了新的发展；还有一些属于职业或学术团体，开始投入抗日民主运动，并在运动中逐步转化或组合成新的民主党派组织。抗战期间“国防参议会”、“国民参议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各党派参政议政的愿望。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民主党派的阵容扩大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了反共摩擦和对小党派的迫害。1939年10月，国民党参政会中的各小党派领导人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和无党派人士张澜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是民主政团同盟前身，它的建立，加强了各党派的团结，增强了民主的力量，推动了宪政运动的发展，从而也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宪政运动使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受到了锻炼，也推动了各党各派的团结协作和组织上的联合。在周恩来，董必武等支持下，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民主政团同盟包括三党三派：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派。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表明中国的各抗日民主党派已经联合成一个政治势力，成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民主政团同盟作为一个政党，在组织上政治上都较完备，这也大大增强了民主党派在抗日民主运动中作用和影响。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为大量无党派的进步分子敞开了大门，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使民盟在斗争中得到迅速发展。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由于抗战的胜利和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中国出现了一次政党组建的浪潮，而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关于国民大会的允诺，在政治理念上吻合了某些中间党派希望建立一个欧美式政党制度国家的愿望。国共双方均需要支持者，这也为中间党派的活动创造了空间，客观上刺激了党派的萌发。这一时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成立，民主党派的阵容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阵营。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中，“中间势力”在政治上出现分化，代表进步力量的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